对一个我根本没有资格置喙的领域——西方校勘学——发生兴趣，而且还写几句读书笔记，可能是源于一种诱惑：“有人说校勘（textual criticism）是学问的皇冠和顶峰。”而“校勘”又与“批判”相联。这是苏杰编译《西方校勘学论著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4月）的“编译前言”告诉我们的。古代文本的校勘是阐发其义理的根基，中外皆然。但是，由于语言和学术传统的差异，西方的“校勘”毕竟与中国本土的校勘学又有差异。如该书编译者言，在英文中的“textual criticism”是“将文本尽可能接近地恢复其原始形式的一门技艺”，而criticism则有鉴别、考据和批判的含义。知识和技术能力是校勘的基础，而洞察、敏感、想象力等品质是更全面的要求，本书所选七篇论著对这两方面的论述极其丰富。与细心、严谨、精确相伴随的是直觉和判断，更形象的说法是，校勘与诗并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路德维希·比勒尔说：豪斯曼是如此伟大的校勘学家，因为他是如此伟大的诗人（第145页）。难怪豪斯曼本人说，校勘是科学，同时也是艺术：“发现文本中的讹误是科学，校正讹误则是艺术。”（第25页）更令我感到安慰的是，豪斯曼还说：“成不了校勘学家，这并不是对一个人的贬低，除非他不懂装懂”；他还说，要成为校勘学家，就要善于思考、乐于思考，要有头脑（第39页）。 

　　在尝过本书中的七道“正菜”之后，我尝试思考的问题是：在科学与艺术以外，校勘还需要什么外部条件或内在品质呢？显然，生活本身就提出这样的问题：需要校勘的不仅仅是古代文本，还有当代文本。那么，在科学和艺术以外，或者说比科学与艺术更重要的条件是社会与政治的条件。我们就以最权威的个案来看吧。中央文献出版社于1987年11月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共十三册）的“出版说明”中说：“每篇文稿末尾，均有所据稿本或版本的刊印说明，有的还有不同版本变动情况和选用情况的说明。”另，第一册“编后记”进一步说明：“编入本书的文稿，凡首次刊印的，都按手稿和原件付排；已经公开发表过的，这次刊印不作改动，只有个别文稿以前发表时由于历史原因作过删节的，这次刊印恢复了原貌。”本来这些都是属于textual criticism的事情，但是在特定的历史和政治语境中，就不是像理查得·本特利、理查得·波森和A. E. 豪斯曼这些古典校勘学怪人所能处理的。有意思的是，在上述“出版说明”还有这么一段话：在编入的三类文稿中，“其中包含为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判断和观点，也包含为实践证明是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的判断和观点”（第1页）。在中外校勘学中，这种文本说明可能是不多见的——文本以外的问题本不属于文本，但吊诡的是，文本以外的问题不解决，文本的问题就无法解决；校勘学就无法成为校勘学。在这里想起，在“编译前言” 中提到“authorship” （作者身份）、“authority ”（权威）、“authenticity”（可靠性）的意思都与“作者”相关，但译成汉语后这些意思都难以体现了。然而，在上述个案中，这些意思都以最强有力的话语氛围凸显出来。这样看来，中国当代校勘学应该、也必然会对与西方校勘学传统的比较研究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自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