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首页 | 专题 | 连载 | 新闻 | 书评书摘 | 访谈 | E-book | 书城 | 组合查询
热点推荐

多丽丝·莱辛 钱文忠 米兰·昆德拉 奥尔罕·帕慕克 丹·布朗 村上春树 黎东方 余秋雨 郭敬明


书名:《印度的发现》
定价:88.00元
折扣价:68.64元

内容简介:
    向哲濬、朱彬元、杨寿林编译的《印度的发现(精)》是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于1944年5月-9月在狱中写的一本关于印度过去的历史和正经历的现实的书。
    在书中尼赫鲁的传奇生涯与印度的悠久历史和恢弘的解放运动交相辉映。全书分十章,前两章主要谈他对周围世界和人生问题的看法,并讲述了自己近期的经历和感受。第三到第六章主要从政治、哲学、宗教、文化等诸方面讲述自古代到中世纪的印度历史,突出印度悠久的历史、独特的文化和多样性中所体现出的一致性。第七、八两章是讲述近代印度的历史,也就是英国统治时期的历史和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兴起的历史。第九章和第十章,则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背景介绍当时印度所经历的事件并提出他的一系列对现实和未来的看法。


作者简介: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1889—1964),印度独立后首任总理,也是印度在位时间最长的总理。他毕业于剑桥大学,长期投身争取印度独立的运动,多次担任国大党主席。在政治家的身份之外,他因学识渊博而常被人称为博学尼赫鲁,尤其在印度,他更被称呼为伟大的学者。1921年至1945年他先后9次被捕,过了将近9年的铁窗生活。他在狱中撰写《自传》、《世界历史一瞥》和《印度的发现》等重要著作,体现出极高的史学、哲学、文学和宗教学等方面的修养。
    向哲濬(Hsiang che—ehun,1892-1987),法学家、教育家。湖南宁乡人,早年考取游美肄业馆(后改名为清华学堂,即清华大学前身)。1917年被派送至美国,先后在耶鲁大学和乔治·华盛顿大学获得文学十和法学十学位。1925年回同,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交通大学、河北大学、北京法政大学教授法律和英语;1927—1945年,先后担任司法部秘书、外交部秘书、吴县地方法院院长、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首席检察官,兼任中央大学教授;抗日战争期间,先后任同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和最高法院湘粤分庭首席检察官;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出任上海高等法院首席柃察官,兼任东吴大学、大厦大学法律教授;1946一1948年被任命为中同检察官,参加远东同际军事法庭对日本A级战犯的审判。闭庭后继续在上海任教。1952年经院系调整,先后在复旦大学法律系、上海社会科学院捐任法律教学和研究工作;1960年担任上海财经学院(今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兼外语教研室主任,1965年退休。
    朱彬元(Bing—Yuan Chu,1893—1967),字仲梁,经济学家、银行家、教育家、作家。原籍湖南湘乡。早年考取游美肄业馆。1916年被派送至美国,先后在卫斯理安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和硕十学位。1924年回国在清华大学任教。1926年创建清华大学经济系,为首任系主任。历任经济学家马寅初秘书、北京税务专科学校校长、上海金城银行经理,并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及大夏大学等多所大学任兼职教授。晚年任公私合营银行联合董事会金融研究室研究员。著有《货币银行学》、《银行实践》(英文本)、《世界金融概况》及多篇经济论文义稿。
    杨寿林(1912—1991),翻译家、法学家。1934年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学院。抗战胜利后,在日本东京先后任远东斟际军事法庭中国法官梅汝璈秘书、盟国总部国际法庭中国法官,后任东吴大学、复旦大学教授。1956年调入上海外围语学院(今上海外国语大学),历任英语系翻译教研室主任、《外国语》编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礼剐总编辑。长期从事翻译、教学与教材编写、学报学刊编辑等工作。著有《翻泽教程》等。



    该书是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于1944年5月-9月在狱中写就的关于印度往昔、现状和未来的经典名著。
    一个国家的民族自信来源于其对自身历史的认识。尼赫鲁是印度独立后首任总理,也是印度在位时间最长的总理。尼赫鲁从政治、哲学、宗教、文化等诸方面追溯了自古代到中世纪的印度悠久历史,生动描绘了印度的独特性和多样性。同时,他冷静地回顾了近代印度壮阔的民族解放历程,并且热切而又不失理性地展望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印度的民族命运。他对印度的历史进行重新阐释,重新唤起了印度人的文化自觉和身份意识。

    Agonda海滩(Agonda Beach)大概是这个地球上你能看到的唯一一个“神牛”与人和谐共处,在海滩上闲庭信步的地方了。


    拉贾斯坦邦有著名的三色之城,不管你选择哪个座位目的地,最不能错过的就是粉色之城——斋普尔(Jaipur)。斋普尔位于新德里西南250公里处,与德里、阿格拉一起被誉为印度旅游之“金三角”。除了建筑,这里连女性的纱丽也偏爱粉红色。


    印度门(Gateway of India)位于阿波罗码头(Apollo Bunder)上,直面孟买湾,全印度有两个印度门,另一个在新德里。孟买的印度门是为了迎接英国君主乔治五世和玛丽女王而建造的。


    风之宫殿(Hawa Mahal)是斋普尔最浪漫的一处。建于18世纪,因众多窗户,使得宫殿任何地方皆有风可吹入。倘若遇上狂风,将窗门打开,宫殿就不会被吹倒。除了外部建筑雄伟,宫殿的内部采光良好,通风顺畅,设计得十分巧妙。回廊四通八达,但通过标示能方便地找到出口。



    泰姬陵是皇帝Shah Jahan为了纪念已故妻子Mumtaz Mahal而建的陵墓,泰戈尔曾说泰姬陵是“永恒面颊上的一滴眼泪”。


精彩书评

从“伟大”中抽离出来

    “每边都有一排排的水泥平台,不加粉刷即是床铺。他们要我欣赏排水沟与水喉装置。住在里面的人堆一起床,就被送去进行种种崇敬膜拜,像请求治好其溃疡、口癌、疥癣或癀烂等等以后,整座建筑由水管冲洗干净、光鲜,等待另一批朝圣者来过夜。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或许除了集中营以外,人类与屠夫刀下的肉相像得如此彻底。”
    这是列维·斯特劳斯笔下的加尔各答朝圣地—卡里女神庙。就连这位见多识广的人类学家也无法忍受印度给予他的视觉与心理的双重冲击——随处可见的肮脏与乞讨,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拥挤与压迫,面带微笑的满天神佛的脚下却是衣食无着的遍地饿殍与牛鬼蛇神。
    “我很快就受不了,身体上受不了,道德上也受不了”,一个因为超负荷的人口密度而与所占住的物质世界比例倒错的国度,一个人对人正进行着有系统的贬值与奴役的国度,终于让列维·斯特劳斯慨叹如斯,也迫使他重新思考那个曾经伟大的印度与眼前这个荒败的印度,它们之间到底发生了怎样的故事?
    一个是我们自以为熟知的印度:纱丽、咖喱、克什米尔地毯、香料与神油、恒河、泰姬陵、《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爱经》、瑜伽术、梵天与湿婆,还有光头的甘地与大白胡子的泰戈尔。另一个是正在发生的印度:数不胜数的破衣烂衫的穷人,秽臭的街道与河流,雨季的泥泞道路与破败局促的窝棚,对智识的毫不关心,对悲苦生活的安然自得,以及对印度的过去的沉迷与吞噬。
    就像担任过六年墨西哥驻印度大使的奥克塔维奥·帕斯所说的:“印度最先让我感到讶异的一点,也是许多人觉得诧异的,就是两极化的对照所造成的歧异:现代与古代、奢华与贫穷、纵欲与禁欲、草率与效率、温和与粗暴;繁多的种姓制度与语言、神祗与仪式、风俗与理念、河流与沙漠、平原与高山、城市与村落、农村与工业化生活,在时间上相隔数世纪,在空间上毗邻而居。”这种歧异,从表象上说,是各种格格不入的社会状貌的混杂相交,但从根底上来看,却是进入现代世界的印度与它拖带着的古代印度之间的斗争与妥协。
    这种复杂与矛盾,外国人当然大可将其视为错乱之美的异域风情,但印度人自己心知肚明,如何处理古代印度留下的种种遗产与后患,是现代印度不容回避的大问题。而这也正是尼赫鲁于1944年5月—9月在狱中撰写《印度的发现》的旨趣所在。
    在书的开头,尼赫鲁写道:“我们是‘过去’的产物,而且我们是沉浸于‘过去’中来生活的。不了解‘过去’,不感觉到‘过去’是我们心灵中一种活的东西,就是不了解现在。”
    也就是说,尼赫鲁相信印度的过去存有着某种能使今天的印度人获益的东西。而这种益处的获得需要我们深入历史深处,需要我们在过去与自己之间设置距离,最终通过理性的智识去尝试了解,而不是期待玄虚暧昧的灵性法则包治百病。
    因此,虽然尼赫鲁口口声声宣称现在是从过去中诞育的,但他很清楚“印度必须与它过去的许多东西断绝关系”,“所有那些无生气的和已经完成使命的东西都应当退出舞台”。而在这些应当尽速退出舞台的事物中,印度的宗教狂热倾向与种姓制度是他特别加以举出的。
    就前者而言,尼赫鲁认为宗教诚然极其伟大,但它们也曾“企图将真理束缚于一些固定的形式和教条之中”,在使人感到未知世界的神圣与神秘的同时,付出的代价却是对好奇心与思维力的阻碍,是对现有权威和社会秩序的无条件服从,是可能造成社会变革的进步力量的无力生长,甚至连穿衣吃饭之类的日常问题也沦为宗教的施威之地。
    就后者来说,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阶级—种姓的复合型社会,种姓制度本质上是一种以服务和职业为根据的集团制度,个人只是其中的一员,集体的安定与绵延才是种姓的目标,进步并不是种姓发展的第一要务。久而久之,强有力的既得利益阻止了任何根本的改革,尼赫鲁指出以集体稳定为基础的印度社会组织的根本弱点和缺点即在于“使一大群人的品格降低”,随之引起社会全面的沦落,造成了印度社会尤其是经济和文化方面显著的“硬化现象”。而当现代世界体系逐渐形成,这种“硬化”所造成的印度社会与现代世界的扦格难通也就是显而易见的了。
    加拿大社会学家、政治学家查尔斯·泰勒曾经指出,现代性的形成有赖于一套“现代道德秩序”的建立。而确立这一现代秩序的基础,泰勒引进了一个诗学概念“伟大的抽离”——从各种魔法力量和神灵世界中抽离出来,从各种压迫个人的权力结构中抽离出来。也就是说,现代性首先是一次“祛魅”的进程,将个人从各种顶着“伟大”的幌子的社会力量中解放出来,个人独立是整个社会的共同理想,而自由和平等的权利与义务则成为现代道德秩序的核心价值。
    借用泰勒的观点,那么不妨说尼赫鲁对印度的发现,恰恰是一次暗度陈仓式的印度祛魅,他同样希望能将印度从它那看似辉煌实则衰惫的诸般“伟大”中抽离出来。
    透过对宗教以及种姓的批判,他意在废除集体的奴役制度,破除各社会集团的阻碍,让每个人都有同等机会去释放才能;出于对帝国主义的痛恨,尼赫鲁主张一种民主式的计划性的集体主义,这是他国家主义的雏形展现,也是他重塑国家权力结构的一次尝试;他试图在地方自治的基础上,造成一个由职业和地方代表共同组成的,符合印度的过去和现状的民主政体,以此有序推进他对于民主政治的构想;而更萦心挂怀的是印度的统一,作为英国殖民者与印度封建王公利益媾和的产物,土邦制度使整个印度陷入分裂,尼赫鲁对此深感愤怒,因为分裂不仅使印度陷入斗争,更阻碍了印度成为一个超民族国家的中心的脚步,最终只能作为一个地区中心而苟延残喘。
    “一层在另一层之下,写了许多事实、理念、梦想,而都无法完全盖过底下那一层”,尼赫鲁曾将印度比喻为一张可以刮除旧字重复书写的羊皮纸。现在,经由对过去的发现,他也在这张羊皮纸上添上了自己的文字,写下了自己关于印度现代秩序的设想。
    但重要的不是这些,而是进入过去的意愿与方式。奈保尔说得对,“印度人对印度仍然所知无多。人民不掌握信息。历史与社会调查以及与这种训练相伴的分析习惯,与印度传统相隔太远。”这种绵延无期的历史无知症,最终结出的恶果则是人们“对解决方式的了解多于他们对问题的了解,也多于他们对国家的了解”。到那时,任何的自救与为公理、正义的斗争,都很可能因为对历史的无知,对过去的罔视,最终沦为一场“理想主义、无知和仿效的悲剧”——到处都是别人的东西,别人的枪,别人的口号,别人的蓝图,别人的信念。
    而只有愤怒与无奈,才是自己的。
                                                                                          顾文豪



|公司简介|广告服务|联系方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
互联网出版许可证
新出网证(沪)字001号

沪ICP证020698

版权所有:上海数字世纪网络有限公司  
2001--2008  ver 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