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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爱这个世界——汉娜·阿伦特传(第二版)》
定价:98.00元
折扣价:76.44元

内容简介

     汉娜·阿伦特是20世纪伟大而具原创性的思想家、政治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她的主要著作《人的境况》、《极权主义的起源》等已进入西方政治哲学经典的行列。作为一名与学术流派、政治党派及意识形态路线保持距离的独立思想家,阿伦特拥有范围持续扩大的读者。本书是西方学界zui早、zui权威的一部阿伦特传记性著作。作者从书面材料和那些尚健在的认识阿伦特的人那里收集资料,以传记的方式,展现阿伦特的思想发展过程,描述她的哲学、政治和文学的背景与状况,介绍了她所有的重要著作,并提示了这些著作对理论界和社会的影响,以及人们对这些著作的评价和解读。书中,还阐释了比如反犹太主义、邪恶、权力、革命、民族国家、极权主义等一些贯穿在她全部著作中的关键性概念和构思。阿伦特的故事折射着那个时代,她的著作也是为了寻求对那段历史的理解。就本质来说,传记关注的是一个人的生活,但它向我们展示的是她思想的历史基础,是激发她进行思考的特定经验,是滋养她的友谊与爱,以及展示她的思维方式或思想风格。在阿伦特那里,对立的思潮碰到一起,这使她的思想丰富而又激越。通过此书,读者可以很方便地查阅资料,了解和把握阿伦特的生平、著作、主要概念和观点。

作者简介

    伊丽莎白·扬-布鲁尔(Elisabeth Young-Bruehl,1946-2011) 毕业于纽约社会研究学院,师从于汉娜·阿伦特。曾作为心理治疗师,工作于费城的宾夕法尼亚研究所和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分析训练和研究中心。著有《安娜·费洛伊德传》(1988)、《创造性人格》(1991)、《爱这个世界:汉娜·阿伦特传》(1982,2004)、《阿伦特为什么重要》(2006)等。

    陈伟 政治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理论、西方政治思想、政治哲学,著有《阿伦特与政治的复归》、《施米特与政治的逻辑》等。

    张新刚 北京大学西方古典学中心助理教授。

编辑推荐

    豆瓣8.2高分评价,精品重译。

    本书新版序言对阿伦特思想进行了清晰的梳理和介绍。

    本书将历史事件、人生经历与传主的思想和著作的介绍紧密结合。对于不了解阿伦特的读者来说,本书是一个全面生动的引介;对于阿伦特的粉丝而言,更是不可错过的阅读盛宴。

    本书通过对阿伦特的“朋友圈”的介绍:老师兼情人海德格尔、导师雅斯贝尔斯、前夫君特·斯特恩、丈夫布吕赫、朋友玛丽·麦卡锡、W.H.奥登,展现出20世纪智识生活的全貌。

    “爱”与“世界”是本书的关键词,也是阿伦特政治思想中的关键词。阿伦特作为孩子进入这个世界,作为老人离开这个世界,她的思想学术成就并不因其离去而化为尘埃,它已成世界之一部分,构成了“后来者”思考的背景与参照。

    本书生动展现了阿伦特珍惜友情的真实故事:由于艾希曼的这场辩论,她在早期积极参与欧洲犹太人救助活动时期结交的许多非常亲密的朋友与她断绝了交往。阿伦特虽然很伤心,但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自己的观点。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将卡尔·雅斯贝尔斯的一段话作为卷首语:“它既不归结于过去,也不归结于未来。它只是走过,一切都存于现在。”由此,我们联想到一个具有人类远大理想的国家应当是由具有审辩式思维的公民组成的法治国家,这个国家的每个公民应当享受宪法赋予的权利并履行公民责任。

媒体推荐

    一本个人生活和思想的传记。它是目前最好的关于阿伦特的传记。——《纽约时报书评》

    一部惊人的戏剧性的故事……最后,我们能看到一个完整的阿伦特。——《新闻周刊》

    只要是对阿伦特的生平和思想感兴趣的人,这本书必不可少。 ——《波士顿环球报》

    一段从纳粹德国到美国成名的冒险故事……以及这段经历如何塑造了阿伦特敏锐的政治意识。——《里士满时讯报》

    一部材料丰富、清晰的传记。一本可读性强、具有启发性的好书。通过阿伦特,读者可以遇见其时代的其他著名人物。——国外亚马逊读者
中译本序言
    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之杰出女性大家,独汉娜·阿伦特一人。她的人格与思想,皆有着十分独特的魅力。阿伦特1906年出生,1975年去世,属于20世纪的人物。从她去世至今,已经过去四十余年。她的著作,虽紧扣时代脉搏,多直接取材于现实,却并不因时过境迁而被人淡忘。如今,阿伦特在中国,还呈现出颇为热门之象;阅读阿伦特,蔚然成风。而研究阿伦特,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学界,迄今仍不显得“过时”。
    阿伦特曾说,历史叙述的要义,不是构建某种理论图式,不是揭示某种必然法则,而是要学会讲故事。每个人、每个团体、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故事。这个故事,是独一无二的。有的故事是喜剧,有的故事是悲剧,有的故事是正剧;有的精彩,有的平淡,有的离奇;有的令人愉悦,有的令人伤感,有的叫人压抑。阿伦特自己的故事是什么?被她的文字打动后,我们特别想知道,她那充满激情的文字背后站着何等样人?
    阿伦特到达美国之前,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漂泊生涯。她是犹太人,这个由不得自己选择的出身,在纳粹德国却是一种“罪过”。如彼时德国其他犹太人一样,阿伦特作为犹太人,面临着种族主义的迫害,并因此而流亡。流亡他国期间,她不过做零工度日,还要着手自己的学术研究。其对现实政治主动或被动的介入,亦从未中止。阿伦特著作中常见的“无根”、“无助”、“漂泊”、“无家可归”、“疏离”、“恐怖”、“绝望”、“重负”、“孤独”、“爱”,对我们来说只是一些词语,对阿伦特而言,则是真实的生活,是具体的人生经验。好在阿伦特有一批不错的师长、朋友,环绕周围,时时给她襄助,还有其丈夫布吕赫,与她生死与共。他们的存在,给严峻生活境况中的阿伦特以慰藉,以希望。阿伦特曾言,在20世纪生活,如同下雨天出门没带伞,只有在大雨中行走,任雨点打在自己的脸上、身上。然而,日子再苦,也还要过。人们只有期盼雨过天晴,期盼苦尽甘来。然而,这种期盼,绝非消极等待。世界愚陋不堪,我们仍须保持对“世界的爱”。不是遁入私域独善其身,也不是玩世不恭地在与魔鬼共舞中游戏人生,而是人人觉悟,向“生”而生,共同参与世界的建设,俾使自由得以落实,天性得以保存,让我们在世间如在家中。这,便是最大的政治。
    阿伦特在德国接受教育,博士毕业后不久,其学术生涯刚刚起步,就赶上了纳粹运动,同样属于“被时代耽误的一代人”。她的主要学术成就,是在美国完成的,彼时她已经是一位中年妇女。阿伦特的著作中,可以察觉出一种顽强的精神,因为她要面对的是20世纪最极端的“恶”,要处理的是最令人绝望的政治经验,而她自己又是恶劣政治经验的亲历者、残酷统治的受害者。即使她后来大部分时间生活在美国,不再有生命危险,她仍然守望着公共世界,对各种危机、弊政不遗余力地进行剖析、批判。伊丽莎白·扬—布鲁尔的《爱这个世界:汉娜·阿伦特传》,正是围绕阿伦特与“世界”的互动、交流展开。“爱”与“世界”,皆为本书的关键词,原本也是阿伦特政治思想中的关键词。阿伦特作为孩子进入这个世界,作为老人离开这个世界。但她的思想学术成就,并不因其去世而化为尘埃,它已成世界之一部分,构成了“后来者”生活的背景与参照。世界记住了她!
    阿伦特的故事甚为丰富。她与污点哲人海德格尔的师生恋情,藕断丝连,纠缠不清。此事最早正是由该书曝出。海德格尔至死不就他当初与纳粹的合作认错,阿伦特却毫不计较。阿伦特对海德格尔思想的批判,也要等海德格尔耳聋眼花、行将就木时才开始。因为她不想让海德格尔看到她的批判。初恋难忘,刻骨铭心,竟至于此!阿伦特与她的博士论文导师卡尔·雅斯贝尔斯则交流甚好。阿伦特去瑞士巴塞尔看望年老的老师雅斯贝尔斯及其夫人,就如女儿回娘家一样。其情其景,轻松自如,正是阿伦特所说的“如在家中”的感觉。而阿伦特丈夫布吕赫,与阿伦特的母亲关系紧张。当玛萨·阿伦特搬到亲戚家别居时,布吕赫夫妇竟然甚为愉快,有获得解放的感觉。工人出身、自学成才、醉心于密谋革命的布吕赫,与巴黎音乐专业学习毕业的阿伦特母亲,其品味与“礼貌”,过于悬殊,难以共处,可以想见。阿伦特却与布吕赫恩爱一生,足见阿伦特的风格,不是中产式的。
    事实上,阿伦特对“中产”、“小资”的厌恶,不仅体现在她的生活中,在其著作中,亦有体现。阿伦特十分重视的,是政治的“人民性”、学术的“人民性”。本书所用的“her people”,固然指她所属的民族(犹太民族),但更为重要的,它是指她的“人民”(相对于精英、暴民而言,当然,也不同于大众)。彼时,犹太复国主义领袖,常在没有民意支持、脱离人民的情况下,试图以外交手段或党派利益交换解决犹太人问题。而有的犹太人社团领袖,竟配合纳粹,将自己的“人民”圈出送入灭绝营。知识精英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规模变节,与暴民联手,促成极权主义,亦令阿伦特不屑。唯有在人民自发革命中,阿伦特看到了希望。在此意义上,笔者不妨赠其一荣誉称号:人民政治学家。
    阿伦特在战后曾写下大量时政评论,她关于“小石城事件”、“艾希曼审判”、“五角大楼文件”皆有宏论,也因之常陷于公共论争之中。然而,阿伦特从事的主要还是一项思想事业。她主要是一个思想家,一个卓越的政治思想家或曰政治理论家。她面对采访者,还特别指出,不要把她和哲学界的人相提并论。她有意与哲学家保持距离,原因在于她认为西方哲学自古希腊巴门尼德始,即带有对政治深深的傲慢与偏见。阿伦特既不致力于阐发一套新体系,也并不单单靠断片式的名言警句去启迪人,她的著述,更不能总结概括为僵化的教条。她的思想事业,一直在进行中。她去世时打字机上未打完的《心灵生活》书稿中的一页就是一个象征,她的思想事业,与生命同步。阿伦特曾说,她所做的,是想要读懂这个世界。
    我们了解了阿伦特著述的风格,也就明白了阅读阿伦特时的注意事项。批驳阿伦特的观点,或者把阿伦特的观点当成真理,都会造成对阿伦特政治思想实质性的误读与背离,从而失去从阿伦特那里汲取灵感的机会。想当然地去推测阿伦特的意图,信口开河,由此陷入无谓的争论,亦不可取。例如,人们觉得阿伦特一定是极其敌视马克思的,其实没有那么简单。阿伦特的丈夫是德国共产党员,阿伦特对德国共产党甚为同情;她的《人的境况》,是研究马克思的项目成果;对于马克思,她是把他的思想与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区分开来看的。她认为马克思站在西方政治哲学传统的终点上,属于19世纪,固然问题甚多,其说与20世纪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毕竟不同。当然,在雅斯贝尔斯的提醒下,阿伦特后来更多地倾向于否定马克思,亦是事实。再如,关于纳粹战犯艾希曼审判报道引发的争议,阿伦特曾说,她原本可以不用“恶的平庸性”(the banality of evil)这个说法。国内不少中译将这个术语译为“平庸的恶”,实属错译,由此自然也产生了一些错误联想。阿伦特在用这个术语时,讲的不是普通人作了大恶,把纳粹屠杀的责任推到受害者身上,而是恶本身并非来源于某种极端的堕落状态或扭曲心理。她认为,艾希曼的例子,揭示了一种恶的新来源。在艾希曼的例子中,恶,源于“无思”(thoughtlessness)。此种恶和作恶者是平庸还是杰出无关,与受害者是否敢于反抗、勇于牺牲无关。“平庸性”在此描述的是恶的性质。
    阿伦特从不自言“走出洞穴”或发现了永恒法则,她情愿声称自己的思想是管窥蠡测。她的不少观点,即使在西方,也是备受质疑。她对苏联社会主义有其特定的论述方式,其偏颇之处,相信读者会有所鉴别。阿伦特曾言,人是一个条件性(局限性)的存在,对于阿伦特而言,此理同样成立。相信读者在阅读时,自能进行批判性思考,做出自己的判断。
                                                                                          2017年1月20日
精彩书摘
    对汉娜·阿伦特来说,既不是雅斯贝尔斯对政治领域实践理性评论的例子,也不是时代的总体政治问题让她有兴趣。使她后来感到困窘的是,她极其幼稚,十分地“非世界”。但在马堡大学,1924年秋天,她发现自己处在一个极为有趣的非政治革命中,它决定性地影响了她个人与学术的发展。这场革命的年轻领导者,把哲学的旧制度带到了终点,在学生中广为人知,甚至在他一本大作未发表前就已经如此。他就是马丁·海德格尔,海德格尔35岁,正如汉娜·阿伦特所言,他是“统治着思想领域的隐蔽的国王,尽管它完全存在于这个世界,但是如此地隐藏着,以至于人们从来不能十分确定它存在于何处”。她的敬畏和神秘感,在1969年的描述中得到了有取舍的回忆,在1924年则毫无保留。
    多年后阿伦特变得和她的老师一样著名后,汉娜·阿伦特慨叹她在马堡与哲学的会面乃是她的“初恋”。哲学是她的初恋;但那是具体化在马丁·海德格尔身上的哲学。
    马丁·海德格尔,1889年出生于巴登(Baden)的麦斯科教堂(Messkirch)司事弗里德里希·海德格尔(Friedrich Heidegger)家中,他和他的妻子乔安娜,正如他的学生汉娜·阿伦特一样,都是早慧的人。
    当汉娜·阿伦特遇到海德格尔,一切就变了。海德格尔是来自罗曼司中的一个人物——天资好,有诗意,远离职业思想家和奉承的学生,特别地酷,只是穿着农人的着装,他喜欢教滑雪课,爱好滑雪。吸引汉娜·阿伦特的,远远不止是她在回忆中所说的生命和思想的结合。
    从她在海德格尔80岁生日上回忆马堡学习生活的公开讲话来看,无人会料到海德格尔曾不仅仅是汉娜·阿伦特的老师,也是她的情人。海德格尔掩盖得甚至更深。在1923年到1928年的那些时光,当他正在准备《存在与时间》和《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时,他只是公开地说这是他“最为兴奋、最充实、事情最多的时期”。那段时期结束的20年后,他向汉娜·阿伦特忏悔说,那段时期阿伦特是他创作的源泉,是他激情思考的动力。但他们把这段忏悔保持在两人之间,并约定细心封存,正如他们在1925年保守他们爱情故事的秘密一样。他们的往来情书将保存起来,不能让其他人看到。在未出版的文字中,阿伦特确实把在马堡的那些年写给海德格尔的信保存着。
    1925年夏天,在哥尼斯堡家中,阿伦特写了一个自我肖像《影子》,并将之寄给海德格尔。这个肖像,像她在随后的年月写的诗歌一样,是一个最后的嘱咐。阿伦特试图给她的初恋画上界线,以语言来控制它。她试图通过讲述故事的方式将之归于过去。“如果你将她放进一个故事,或讲述一个关于它们的故事,所有的痛苦都能被容忍。”这一魔咒并不总是成功。
    以保护意义的第三人称单数,充斥着抽象的辞藻和海德格尔式的术语,汉娜·阿伦特的自画像是让人震惊地支离破碎、充满苦恼。像她喜欢阅读的浪漫小说一样,肖像是“以那样概括的语言表达,它体现的只是一种情绪,没有实际的事件”。这种情绪在同一时期的一首题为《陷于自我沉思》的诗中可以看到。
    当我看我的手时——
    陌生的东西和我在一起——
    那时我无地可容,
    不是此时,也不是此地,
    无所支撑。那时我感到当对世界嗤之以鼻。
    如果它想就让时间走吧
    但不要在那里留任何标记。
    看,这就是我的手,
    我的,近得出奇,
    但还是——另一个东西。
    它比我还有更多的含义吗?
    它有更高的目的吗?
    这首诗和自画像都以相同的质问结束:她能战胜已经撤离的、阻隔的、不屑的距离?在《影子》中,阿伦特在一个沉重的、正剧的平衡上掂量其可能性:
    或许她的青春将把自己从这种符咒和她的灵魂中解放出来——在一个不同的天空下——经历了表达和释放,战胜了孱弱和失常,学会了耐心、简约和有机成长的自由。但更有可能的是,她将在无聊的试验中,在无规则、无边界的好奇中继续浪费她的生命——知道那个长久而热切希望的终点,让她惊讶,也给这没有必要、没有结果的事情划上一个武断的句号。
    阿伦特并没有言明引起这种失望情绪的实际事件。但汉娜·阿伦特确实给她的处境——她称之为Fremdheit,陌生或疏离——提供了两种不同的解释。第一种,也是更为直接的,是时间分割的事件,它也在诗歌中提及:“在青春完全绽放之前,她已经被那非同寻常、神奇的力量冲刷;结果她——以一种事实上后来让她害怕的方式——把她的生命分成此时此地与彼时彼地。”阿伦特和海德格尔的关系,仓促而让人心悸地结束了她的青春,带走了她的纯真。第二种解释是,她把她的陌生感归结为一种特性,经过漫长的时间后,它已经变得习以为常:“她把一些了不起的事情当最为实际平淡的事情来看。甚至当生活中简单共同的事情最深刻地影响她时,她在思想和感情中也从来没有怀疑:发生在她身上的是平淡的、一件每个人都认为理所当然的不值得注意的事,甚至不值得谈论。”
    她说,在成长的时候,她曾经意识到第二个习惯,因为她曾经过于“保守,并以自己为中心”。在更年轻时,她的自我中心曾阻碍了她的理解力。她“知道许多——通过经验和仔细的警觉,但一切恰好发生在她身上的事只是沉沦到她灵魂深处,停留在那里,好像被冻结了一般。她的紧张和隐秘不允许她去处理这些事情,只是在暗淡的痛苦或梦幻似的、着了魔的孤独之中”。阿伦特没有忘记她曾经经历或观察过的东西,但事情“从视野中淡去,有些完全消失,有些变得模糊,没有规则或秩序”。
    汉娜·阿伦特说,她的习惯性的困惑“或许只是建立在一种无助反叛的青春之上”。它“在这种自我对自我的压抑中表达自己,以这种方式她把自己对自己的看法和了解之途阻碍、隐藏了”。用这种试验性的、复杂的方式,汉娜·阿伦特知道她已经受到了伤害:尽管她没有这么说。她说,她的压抑和困窘的结果是,随着她的成长,她“更为激进、孤傲和盲目”。
    自从少年时期以来,渴望与恐惧就伴随着阿伦特,以前,恐惧曾占据了较高的位置;但她又一次陷于恐惧的直接原因乃是她对“不同寻常与神奇”的驱除。她蓦地意识到,她的爱情故事,她的性觉醒,可能被其他人误解了,他们会认为她已经变得“更丑陋,更普通,甚至到了颓废和纵欲的地步”,因此她挣扎着宣称她“在这样的判断和争议上中立”的权利。但她确信它会被马丁·海德格尔这个不同寻常、让人着魔的人理解,《影子》正是为他而作,正是献给他的。
    当汉娜·阿伦特遇到海德格尔,并发展出《影子》中所说的“对一个人无限的痴迷”时,汉娜·阿伦特刚刚满十八岁。海德格尔比她要大十七岁,是一个基督教家庭培养出的人,已婚,并有两个儿子。即使他左右着对这位聪明年轻的犹太小姑娘燃烧着的爱情,他生活中的一切和他所追随的习俗都意味着不能完全接受之。他在书信和诗歌中表达了他的专一,他也让浪漫的爱情花朵吐露芬芳;但他不会让这一切改变他生命的进程。到1925年夏天时,汉娜·阿伦特已经认识到他要保持着一个陌生人的身份,无论他们多么密切地联结在一起。在一首诗中,她邀请他参加一个宴会,但不得不问:
    你为什么害羞地给我你的手
    似乎那是一个秘密?
    你是来自那样一个遥远的大陆
    竟不知道我们的佳酿?
    以一种忧郁但比《影子》要更为平静的笔调,她写了一首充满爱意的“夏日之歌”,它表明了她原认为不可能的事情之可能,“表达和释放,战胜了孱弱和失常,学会了耐心、简约和有机成长的自由”的可能显示出来,尽管她有预感。她依然感到陷于一种非法的、不可能的恋爱漩涡中,它永远不会去“拉牧师的手”,但她决定使这段恋情带给她的欢愉保持鲜活。
    穿越成熟的盛夏
    我要走了——滑过我的手,
    我痛苦的肢体往下舒展
    向那黑暗与浑厚的土地。
    ……
    在马堡大学求学的那年结束之后,汉娜·阿伦特去弗莱堡大学度过了一个学期,在那里跟海德格尔的老师埃得蒙德·胡塞尔学习。有了更多的时间,有了一段距离,她可以用更为坚定的力量来反思她“对一个人无限的痴迷”,她确信即使她已经那样,还是深感悲哀,可她不想被摧毁,或失去“有机的成长”。这个时候,阿伦特写了一首诗,这是她的诗歌中最好的诗作之一。
    夜色将我包围,
    软如鹅绒,重如哀愁。
    我不再知道爱是什么感觉
    我不再知道田野成了红色,
    一切都想逃遁——
    是给我一点平和。
    我想到他,想到爱——
    似乎那是在一个遥远的大陆;
    “来与给”都是外来的;
    我不知道何物将我束缚。
    夜色已经包围了我,
    软如鹅绒,重如哀愁。
    反抗无从发起
    朝着新的哀伤与欢乐。
    朋友们例如安妮·门德尔松,知道汉娜·阿伦特对海德格尔的恋情,她们同情她,并试图理解海德格尔看重他的义务,尤其是对妻子和家庭的义务的决定。
    在《影子》中,汉娜·阿伦特以她具有特色的概括和坚定称自己的经验已经教给她的东西:“一切都好,结果是坏的;一切都坏,结果却是好的。很难说哪个更难容忍。因为准确说来,这是最无法容忍的东西——如果人们在无限恐惧中想到它,它将使人窒息,这种恐惧打破了沉默,使个人无法感到如在家中:相遇并了解,时时刻刻都以无所不知和玩世不恭的心态去了解:甚至对最极端的痛苦,一个人也必须心存感激,那确实就是一种劫难,但它是一切事情的要点和报偿。”汉娜·阿伦特总结说,这就是生活之道:充满了相遇,希腊的悲剧作家说这些相遇带来了智慧。她的结论很接近于拉尔·瓦恩哈根所得出的结论:“我正在做什么啊?什么也没做。我是让生活的雨点落在身上。”
    汉娜·阿伦特从她的一段不可能的爱情经验中得出了一般性的结论:相遇是一切事情的要素和报酬;她感到自己对世界“羞涩的温柔”已经被毁,她已经被剥夺了如在家中的感受。正如她在一首献给朋友的诗中所言,她是一个“无家可归者”。
    阿伦特与正统的海德格尔家人保持距离,努力避免产生闲话,避免强化爱尔弗里德·海德格尔的敌意。她一个人住在大学附近的一个阁楼房间里,在那里接待海德格尔、约纳斯和她的哥尼斯堡朋友们。当她在海德格尔的监护下在学术上起步并发展时,汉娜·阿伦特学术上的过人之处对所有认识她的人来说都变得越来越明显。正如汉斯·约纳斯所言,在马堡,学术上的聪明人并不少见,但在汉娜·阿伦特那里,学生们发现了“一种强度,一种内在的方向,一种独特的品质,一种对本质的洞悉,一种对深度的探查,这使她身上有了一层魔力”。
    在她离开马堡去胡塞尔那里学习之后——与海德格尔保持距离——阿伦特就没有再回来。她无法跟海德格尔写博士论文;这种安排的个人困难除外,他们的联系如被发现,两人都要遭殃。因此,海德格尔推荐她去海德堡(Heidelberg),那里,他的朋友卡尔·雅斯贝尔斯取得了哲学教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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