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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有关的

2013-1-6 10:12:26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易大经

    《始有集》有一篇《书评家奥登》,介绍这位大诗人的书评文章特色,乃是浅显易懂,不避俗事,比如评论费雪女士的饮食文章。这里有一句我印象颇深,奥登提到了“我在中国的时候”,刘铮说“这似乎是整本书中唯一一次提到中国的地方”。

  这句话用在新近翻译出版的《战地行纪》一书似乎也合适。在这本由奥登和衣修伍德合写的中国游记里,衣修伍德负责散文的部分,详细记叙了两人在中国的行程,而奥登的诗歌,即使有那句著名的诗句“被他的将军和他的虱子所抛弃”,诗歌文本却并没有(似乎也不能)呈现他的直观感受,特别是读者能看到的,尤其是和衣修伍德的文章相比——详细的行程,形形色色的人物,丰富的细节,准确而强烈的感受,形象机智的比喻,等等。诗歌是另一个层面的分析。《书评家奥登》的最后一句云,“或者因为我自己是个不大能鉴赏诗歌的书评人,所以,奥登对我而言,是大诗人,更是了不起的书评家。”套用一句,则《战地行纪》的诗歌部分不论如何解读,散文部分绝对是一流的文章。

  1938年1月,奥登和衣修伍德是从香港进入广州再深入内地,应出版社之请,观察中日战争爆发后的中国。关于香港到广州的这段旅程,曾经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从澳门到广州的传教士留下的见闻,还有旅行家珍·莫里斯在其《香港:大英帝国殖民时代的终结》一书开篇所写的,一度我深为其庞杂丰富的材料所叹服。但与衣修伍德的经历一比,似乎就能明白冗长与直接之不同:即将进入虎门炮台,他们所乘坐的“台山”号贴着一艘日本炮艇驶过,“当水兵们在甲板上走动,或者擦拭着火炮瞄准器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脸……”这一段推荐阅读,因为它不仅是衣修伍德对日本兵近身的观察,也同样给今天的读者一个近距离了解侵略者的历史瞬间。

  以其对广州的观感而论,衣修伍德能够将形势、地区特点、人物等信息,非常清晰地反馈给读者。他记录了接受他们采访的广州市长曾养甫不少口误的英文发言(后面还有不少政府官员的),但并不给人刻薄轻佻之感,反而比较幽默,正如他评价曾养甫的,“这种轻蔑不屑而又温良敦煌的逗趣,我们一致同意,确乎是一个附有教养且爱好何频的国家在其宣传中去打击一个残忍自负之敌的应有调子。”衣修伍德对不少人物的描写和比喻,不仅准确、形象,而且总是有一种淡淡的幽默感。举两个例子,蒋介石接受采访拍照时,给他的感觉是被罚站的小学生,而我们所熟知的史沫特莱同志,在他眼里是这样的:“没有可能不去喜欢她或尊重她,她如此地严厉、乖戾、富有激情;对每个人都如此无情地挑剔苛责,包括她自己——当她缩成一团坐在炉火前,似乎一切的苦难、全世界一切的不公义,都如风湿病正令她痛入骨髓。”

  与中国有关的,近来还见到两种。一是引起很大争议、也以引起巨大争议而在大陆宣传其吴镇研究的徐小虎,她的《被遗忘的真迹》虽然看了颇有所得,但存疑处亦复不少。这种越是有争议的学术著作,越要听听专家的说法,如果仅仅听一些赞扬的评论,实对怀疑无所解答。不过巫鸿的《废墟的故事》却读得欣喜。这是巫鸿对传统中国美术中的“废墟”观念及其视觉表现形式流变的考察,由古及今,从古代绘画到战争废墟、《小城之春》的废宅,到当代艺术的一些表达。以前读英国艺术史家克里斯多佛·武德尔德所著的《人在废墟:文学、艺术与历史中的废墟美学》,即被这一观念研究所吸引,但是局限在了西方的艺术氛围,而巫鸿无疑是借助这一观念,回到中国的艺术场域,把一些常见的概念推得更深刻,比如从废墟上来研究中国的怀古诗,并细分怀古诗与废墟诗。在此书第二章探讨抗日战争时期的战争摄影时,有一段分析值得留意:

  另一方面,受难之所以成为视觉再现的主题,是因为它为抵抗运动提供了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支持。所以,战时中国的废墟图像虽表现了挫伤,但也起到了为中国的自由独立辩护的作用。这些图像因此最精确地涵括了与中国生死存亡息息相关的痛苦和欣喜,拼搏和牺牲。

  这段话足以用于我们看待《战地行纪》的照片,用来分析奥登与衣修伍德的游记,亦无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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