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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与书——2013年读过的几本书

2014-1-24 9:09:53 来源:21世纪经济报 作者:王为松

    一年下来,读书也不能算少,但年末一盘点,问题就来了,我的阅读面并不宽,读来读去,其实就集中在这么几家出版社的圈子里。是阅读的惯性,还是惰性,或者就是看不见更多的好书,还一直拿钱钟书先生的那句“这世界上竟有这么多我不要看的书”做堂皇的借口。每次职业习惯地浏览新书排行榜,一眼扫去,有时一大半的书名也没有听说,更懒得去翻,因为想看的书也已经看不过来了。

    现在越来越喜欢看一些老人或有关老人的书,当然不是只知谈论一己之痛痒,也不是专论风月与养生。我总以为,能够出版成书,那就必须与网络上到处可见的随感随写的文字不同,应该多一点家国之忧、时代之思,至少是自己在某一领域耕耘有年的思考,这其实已是出版的下限了。老者的优势就在于,以其人生智慧引发后来者更为深切的启悟与追问。譬如,吴琦幸记录整理的《王元化晚年谈话录》(上海人民出版社),对我来说,这书有点特殊,元化先生既是学者又是出版界的前辈,在他晚年,我有幸与他接近,听他谈学问,谈人生,也谈时代风云中个人的处境,真是受教良多,也曾动念编录一部他的晚年谈话录,所以此书我前后认真看了三遍,好在篇幅短,很快看完。但沈建中编撰的《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上海古籍出版社)则只是随手挑了几个年份选读,看看施先生在时代的大洪流中的所思所为,这些已经够我们回味与琢磨了。

    这两本都是关于老人的书,老人家自己写的书则别有风味,譬如《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上海译文出版社),书信总归是私人间的沟通方式,写的人大多不会想到要发表。这些“甚可回忆”的往来通信,如果不是俞平伯等人的悉心保存,任其遗失,那才真是“未免可惜了”。

    还有一位老人家,到了八十多岁,写起小说来一出手就是上百万字,这也才写到童年。黄永玉先生这次出版的《朱雀城》(人民文学出版社)是《无愁河的流浪汉子》的第一部。黄永玉先生的艺术生命何以如此勃勃生机?我倒想起沈从文先生说过的一句话,“永远地、永远地拥抱自己的工作不放”。

    说到文字的篇幅,台湾的两位当代作家是善写高手,张大春《少年游》(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读完380页,才只是四卷本《大唐李白》的第一卷。一个富二代的公子哥,在人们仰慕着诗人的年代里,喝酒读书作诗,笑入胡姬酒肆中,银鞍白马度春风。他在为子孙后代铸造李姓的身份。另一位作家唐诺,写了一部50万字的“文化大散文”。阿城说,不要急着读完,体会它的生长过程。《尽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就是一本这样的书。

    王鼎钧说,大人物属于历史,小人物属于文学。对于现在年轻的孩子来说,历史的真相也许就存在于小说中。今年读完的喜欢的小说有两部,一部是大家谈论比较多的金宇澄的《繁花》(上海文艺出版社),一部是叶兆言的小中篇《一号命令》(江苏文艺出版社)。《繁花》读着读着,就想到恩格斯说的,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是法国社会的一面镜子。《一号命令》则是写巨大的镜子里弥散着的浓雾一般的巨大悲伤。

    作为作家的作家,我确实喜欢毛姆,而且你读毛姆的时候,脑子里不会不想到钱钟书,看他们如何挖苦自己笔下的那些作家或者教授。今年读过两本毛姆,都非常值得推荐。一是《总结——毛姆写作生活回忆》,一是《寻欢作乐》(译林出版社)。毛姆的妙处在于,你看他的小说,总能发现自己的生活中某个熟悉的朋友。

    最后说两本与我职业有关的书,《启蒙与出版——苏格兰作家和18世纪英国、爱尔兰、美国的出版商》(复旦大学出版社)。有人说,在18世纪出版《百科全书》,可能是法国大革命之前整个出版史上挣钱最多的生意了。其实出版就应该像塞缪尔·约翰逊所说的,是“向世间推广一本书”。在文明的进程中,出版人始终发挥着不容小觑的作用,但是,当人们在撰写文化史和思想史的时候,又往往很容易忘掉出版人的作用与影响。巢峰先生的《辞书记失——一百四十三个是与非》(上海辞书出版社)就是提醒我们,出版人是不应该被忘记和忽略的。有一次,我听他说,东临碣石有遗篇,碣石早就没有了,遗篇还在,这就是出版的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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